记得我小时候总是掰着手指头倒数还有几天过年，母亲进了腊月就要糊好做饭的火炉子。这自然要我和妹妹去找黄土加一点胶泥，母亲烧了开水，我们便和泥，妹妹拿泥巴捏狗狗捏兔兔，捏了一大堆开始排队，那样子特别滑稽。
接着是“偷”红纸，珍藏起来有妙用。我的母亲通常买两张大红纸，因为她要我这个二年级学生娃写六七幅对联，除了自己用外还要送给对我家有帮助的不会写对联的老爷爷老奶奶。怕写坏了，所以就多买一张，可我就有意要写错某一个字，坏掉半只联纸。这时母亲连连叹气，但也万般无奈。不过几分钟她就会想出废纸再利用的办法，裁一截铰窗花，我和妹妹便用双手兜起来，接那些剪刀下漏出来的的边边角角，招呼全院孩子唱戏化装涂红脸蛋红嘴唇用。
那时不识字的人多，过年不会写对联，有人用碗扣印圆圈，好容易出了我这么个挥写毛笔字的学生，上门求写的人就多了起来。
那个时候我特别得意了，写了自家的再写别家的，现场伯伯叔叔婶婶大娘不知王羲*献之是什么书法大家，只知道自己不用发愁怎么写对联了。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写春联水平，能得到众人夸赞，是多么自豪啊！
贴对联贴窗花的时候，由于我的功劳，满院的老小都来帮忙，该倒贴，正了，斜了。够不着有大哥哥驾着我，我笑得合不拢嘴。
贴好对联后，三十的年夜饭就开餐了。
三十晚上，要把各个神位的灯添油点好，我们糊的火炉就点着了。小朋友点着一枝香开始放鞭炮，“噼噼啪啪”震耳欲聋。那时候大炮都是开门炮，我们家不是买不起开门炮，而是我和妹妹不敢放。我在默默捡那些还没炸的一粒粒小鞭炮时被淘气的小子们看见了，看见我们在打扫他们的战场，眼就红了，跑来捡一两个直接投到火炉里，“啪”的一声，炸得我们再也不敢到火炉边捡小炮了。
大年初一终于被开门炮轰醒了，赶忙穿上妈妈做的千层底布鞋，枕头底下掏一掏，五角崭新的票子到手了，然后到左邻四舍挨门挨户挣花卷，有的念我给他们写对联，可以多给一把瓜子，有的多给2分钱的压岁钱，我高兴地直点头，然后和院子里的小姐妹比谁的压岁钱很多。
初二到舅舅家、姨姨家拜年，得到5分钱就像捡到了元宝一般欣喜。不管有多少亲戚，初六必须要回来的。
过年很红火的是转九曲、扭秧歌和到盘子跟前听弹唱了。
不必描述扭秧歌的舞姿和服装，单单说说我们到秧歌场捣乱的快感。秧歌场大人们扭得是八字掏空子的步伐，扭起来则是十字摆腰晃头晃脑的碎步，这就留给我们这些小屁孩揪艄公胡子、拽驴尾巴的空档，扳着帆船滴溜溜转。跟着秧歌节奏转动水船船像流水一样左右滑行，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
特别快乐的是艄公在响工面前叫板的时候，水船歇了，有丑角和艄公逗乐，他们或撵肚或弯腰或揪胡子，几个调皮的小鬼也钻进去扮小丑，把艄公的胡子揪起来，使他不能如愿叫板，怕胡子掉了就跟着那调皮的孩子转几个圈，艄公恼怒了就用手里的船桨打那孩子的屁股，直至闹到护场人员过来才把皮小子们赶出来。
说到柳林盘子，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盘子究其底细是古人要给神灵扭秧歌搭的神棚，先开始是简易木架放几个牌位，按地域老百姓蒸供献拜神，后来演变成松枝搭顶，摆一张供桌，再后来用木柱固定、红布包裹。
样子仿明清斗拱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缀灯，里边不仅有供桌，还有各位神仙飘然下凡的彩画，盘子的各个部位都用木匠的凹凸槽固定，既美观又牢固。供的神仙主要是如来佛主、观音菩萨、财神爷、天官爷等八位神仙。
供品繁多，诸多面塑，很显眼的是枣山，有一米来高，枣馍都点着红点，酥软白胖，面鸡面鸟都站在彩条纸缠紧的细棍上跃跃欲飞，黑芝麻的眼睛眨巴眨巴，盘子的样式有八角琉璃的、六角的、四角的，八角的很耀目，配着流线闪光灯、高台蜡烛灯、走马灯、大红灯笼和飞燕风铃，个个盘子犹如一座水晶宫似的。
从正月十四晚上开始到二十五，上香拜神乞属相锁的人像长蛇一样从街头到街尾。这么多的人也不全是香客，转九曲的人特别多。
九曲阵相当于杨家当年作战的龙门阵，它是按二十四节气装饰拱门，每个拱门转几个弯，由灯和旗帜指引着。
只需放了香钱领了燃好的香，随着人群向前走就行。出来后把烧了半截的香放到神位上再去看花灯，吃糖葫芦，看广场喷泉，各种灯倒映在水里，闪闪烁烁，犹如繁星落水、银河下凡。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可年味儿确越来越淡了，越来越感觉过年只是一个形式，没有了小时候那种过年的期盼了。
依旧有扭秧歌的，秧歌的种类似乎就几种，乡下是对扭，城里是跑秧歌，跑秧歌就是跟着节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缺少民间响工的七音八铙，缺少了艄公的叫板和嬉戏，古板而沉闷；依旧有盘子的香烟缭绕，却没了偷鸡摘鸟的情趣；依旧有万众涌街转九曲的乡俗，把转九曲闹秧歌当做了有音乐的饭后散步，也就变了味。
以往过年缺的是年货，不缺年味；现在过年不缺年货，缺的是年味，过去的年味再也找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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