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记得一九八零年那个夏天特别热，热得35年后还没有从我记忆深处抹去。只记得同伴从高考考场走出来时因一道应该会答的题却没有答出来那沮丧的模样。只记得他们一个个背着被褥走在回村的路上心情如丧考妣般的沉重低落。而我却一反常态一路叽叽喳喳犹如匍匐在杨树上的雄蝉恣意地发出和他们心情很不协调的鸣唱。
其实从春季的高考复习开始学校的几百名同学都有或大或小的压力，而我却没有。我不会像他们那样黎明即起，孤灯夜半。我依然过着像高一那样的起床铃响洗脸刷牙，熄灯铃鸣安然入睡的舒坦生活。上课更是逍遥自在，愿意听就多听一会儿，不愿意听就可以随意地拿出《第二次握手》的小说手抄本徜徉在颇有吸引力的情节里。老师说你只要不破坏课堂纪律只要不影响别的同学听课，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因为在老师的眼里我是个陪读生考得上与考不上都于学校的名誉无关，因为我身体的原因*的高考制度允许我报名但考上决不会录取。
记得那年的高考要求很真实，英语只占百分之四十，老师说尽管少但不能得零分，高考有个规定见零不录。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也很奇怪，35年过去了很多或长或短的英语单词一点都记不清楚，唯有The communemembers“公社社员”这个短语我始终还记着。可见做一名公社社员当时已是我九年寒窗努力拼搏的无奈归宿。
高考那天回家更有意思。父母们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迎接我们归来，别的同伴家长都亲切地拉着自己孩子的手关切地问考得如何，唯有我只来了自己的父亲，接过我背上的被褥拉着我一声不响地往家里走。一进门我看到的是含着泪眼的母亲强作欢笑的面孔。洗洗吃饭吧，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早晨……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制止了父亲的正要说的话。我明白父亲要说什么，我更明白自己今后将要面临怎样的环境过怎样的生活。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睡梦中听到了一阵钟声，这洪亮的钟声敲出的节奏被学校那个半神经的打铃老师敲出的更有力更沉重。父亲喊我一声，起来吧上工了。我只有起来，不会再有星期天赖床的美事，因为我已是一名正式的公社社员，是社员就会没有星期天就得按时出勤就得挣工分养家糊口。
那年我17岁。
村头的老槐树下云集着所有的社员而我是很小的一个。在队长没分派活之前，大家习惯地开着小会。当然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谁家的孩子考得如何，但没有人问我。我知道这些质朴大婶大叔的心思，他们不会用无意的话语刺疼我心灵深处那根很敏感的神经。
秋娃叔是队长。他分派完农活后没有给我派活，我以为他没有看到我抑或不知道队上从此多了一位新的社员。我正想像在学校一样习惯地举起手提问，他这才回过头来，露出黄黄的牙齿和蔼地说，你刚从学校回来，干活没劲，就去三畛地看打瓜吧。记着不许人偷，你也不许偷吃，每晌记二分一工分，一天……他还在笨拙地算着，我早算出来了。工分只拿到正常劳力的百分之七十，少是少活儿到轻省，愿意也得去不愿意也得去，因为你是一名社员是社员就得听从队长的安排。
那是一片50多亩的打瓜地。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撒在打瓜的蔓藤上，地里长满了毛毛草、抓地龙和打碗碗花。透过这些荒草隐隐可以看到一个个浑圆的打瓜躺卧在湿漉漉的沙地上。我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带着晨露的打瓜像亲切地爱抚着自己的孩子。一会儿，我站起身，从瓜地的北头向南走去，走走停停，停停看看，像一位首长在检阅自己的列兵。厚重的露珠浸湿了裤脚，我全然不顾，只是这样穿梭在瓜地里，我要让这些列兵认识我就是他们的首长。今天从这个瓜行走明天从那个瓜行走，每天早晨都是这样以至于每个瓜行都留下我的足迹。
七月流火，半早晨太阳便热辣辣地放射着强烈的光芒。一条小水渠把瓜地分成两半，渠边杨树上的知了开始鸣叫，我便伴着这蝉声坐在树荫下发呆。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我近期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
中午的阳光更毒辣，坐在树荫下我仍感到炎热仍感到无处可藏。身体的本能让我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改善生存的环境。我爬上杨树，奋力地折下较粗的树枝，用树皮做绳子，把他们绑在水渠边的杨树上，然后折很多树枝树叶覆盖在上面，再折一些作为褥子铺在渠底。躺在自己搭建的窝棚下，我竟能睡得安然自在。伴我的还有窝棚外知了一声高过一声的鸣叫声，我那时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偌大的瓜地我和这些知了是活物，当然还有各色各样的蝴蝶、黄鼠、蚂蚱和树荫下乱蹦的蛐蛐……
第四天中午，天还是那么的炎热。我正在窝棚下做自己的梦，一阵嘻嘻哈哈的嬉笑声把我惊醒。没想到是我的那些男女同窗来了。他们看到我怡然地躺在窝棚下睡觉，都用企羡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已经大学毕业此时正吃着公家饭，挣着公家钱在十分优雅的环境下舒适地上班一样。
同窗九年的伙伴也话无忌讳，他们没有这个生活体验永远不会有我的感受。大家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自己的理想。这个说班主任昨天通知他们过几天去补习，那个说家长让他们补习他们不愿意，但想到农家孩子补习上大学才是很好的出路，他们勉强地答应了……说这些话时他们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涟漪，仿佛自己已经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我想班主任不会通知我的，父母也不会让我去补习考大学的，我只能是社会的弃儿，尽管那时心里酸酸的，但我只好陪着他们含着泪水傻傻地笑。
你不招待大家？大家来看你？有个男同学用狡黠的目光看着我。我两手一摊，我拿啥招待大家呀？嘿嘿，你真是榆木脑袋，你是瓜地的主人呀。不行，秋娃叔说了，不许我偷吃打瓜。你呀，不够意思，大热天的大家来看你。在他们的鼓动下，我终于情感战胜了理智下定决心走到我熟悉的瓜地，给同伴用颤抖的手摘了四个打瓜。同学们满意地吃完后，我们把瓜皮瓜子捡拾干净，走进瓜地深处用手挖一个小坑，像毁灭罪证似的把这些垃圾埋在地里。为这事我在心里忏悔了好多天，从此我再也没私自偷吃过队上的一个打瓜。
同学们走了，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伴我的还是那些知了、蚂蚱、黄鼠和飞来飞去的蝴蝶还有蛐蛐，我又躺到了自己搭建的窝棚下想我的心事。
一个多月的生活转瞬即逝。当我每天早晨拿着父亲为我买的崭新的铁锨在老槐树下等候秋娃叔分派农活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我是一名真正的公社社员了。每天繁重的生产劳动常常让我傍晚时感到精疲力竭。谁说农民用锄头在土地上写下一行行诗句。这都是吃饱饭撑的，你让他在炎热的中午拿着锄头去写吧，他肯定会骂这是一句世界上很劣质的诗句。唐代李绅写的《悯农》：“汗滴禾下土”才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躺在父亲为我用塑料搭建的房子里的木板床上，看着忽明忽暗的油灯，我的思绪常常会回到愉快的学校生活。我仿佛听到了悦耳的起床铃声，仿佛看到了同学们正在紧张地洗脸刷牙，然后匆匆地来到梧桐树下，沐浴着明媚的晨光大声地读着英语课文……可没有一个人读“公社社员”这个短语。我知道这些美好的学校生活不再属于我，永远不会。属于我的只能是用自己残疾的和尚未健全的身体无奈地体验着这个短语的深层含义。
十多天后秋娃叔忽然把我叫到大槐树的一边，关切地问我，劳动苦吧。我强做微笑地摇摇头。他拍拍我的肩膀憨笑着说，娃呀你的命太苦了，队委会为了照顾你让你当队上的记工员，你要好好干。我听后差点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从那天起，我就不用再拿着父亲为我添置的铁锨和社员们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了。我俨然像一位队上的脱产干部，在大家干活的时候，从这块地走到那块地，点着大叔大婶的学名，给他们虔诚地记着工分。一天结束再不会感到腰酸背疼。
傍晚的时候我习惯躺在小木床上听收音机。我喜欢听那些励志的节目和广播剧还有电影。北京师范大学李彦杰老师演讲的一句话在我死水微澜的心海激起了一层涟漪：大学生犹如秧田的火苗，他们有足够的水分和养料，而我犹如石头缝里的小草，只有靠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念一点一点地往外钻。听到张海迪的故事我常常会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望着窗外的星星我在努力寻觅着，有人说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辰，我是那一颗呢？我要成为一颗很大很亮的星辰，每当我望着窗外时就可以看到它正对着我微笑。孩子，那你必须有自己的信念努力去拼搏去奋斗！冥冥中我听到了这句话。我忽然清醒了：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过，长此以往这样下去自己永远都是社会的弃儿。逆境对一个弱者是万丈深渊，而对于强者则是一笔财富，巴尔扎克的名言时刻敲击着我近乎于麻木和堕落的灵魂。于是，我毅然拿起久违的钢笔写起了小说，立志成为一个小说家。
每天傍晚我草草地吃完晚饭，等家里的那只老母羊饮足了水便躲进我的房子。用火柴点然那盏柴油灯，拉起被子我又给胸前垫一个枕头爬在床上，便在纸上写起来，一写就是大半夜。我知道自己就是那石头缝里的小草，必须靠坚强的信念和毅力顽强地一点一点往外钻。柴油灯在我的面前冒着浓浓的黑烟，不一会我的房子便笼罩着呛人的烟雾，我只好住笔揭开门帘，让烟雾弥散后又爬在床上继续写着。灯花拨了一次又一次，油灯一会儿暗下去，一会又明亮起来，这犹如我笔下的主人公的命运，也犹如我写作的思路，一会儿障碍重重，一会儿又柳暗花明。
每天晚上，我都为自己设定一篇写作任务，完成后还要认真地修改好，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很后写上投稿的地址，封上信封，方可安然入睡。第二天早晨洗脸时才发现自己的鼻孔会有不少黑黑的烟尘。
等到父亲去街道赶集，我便让他为我把信投到邮筒里。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石沉大海。不过每投出一篇小说我感觉自己便是在荒芜的心田里种下了一丝希望，这个希望会给我带来生活的殷实和乐趣。后来，我把自己的作品又抄写到作废的记工本的反面上，每五篇一本，设计好封面，目录，用母亲的针线装订成册。一个冬天过去了，我竟收获了十多本赫然写着“徐玉虎短篇小说集”一叠册子。
时光荏苒，35年过去了。每当我的记忆回到一九八零年那段岁月，便会在眼前浮现出那个充满信心和不屈命运的形象来。而每当我工作和生活遇到挫折思想低迷时，每当我现在坐在安逸舒适的小城书房偷懒时，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形象更加鲜明，它像一面镜子常常会映照出一个“悲”字，催我自省催我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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