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0年春节刚过，父亲来信说，我亲爱的爷爷谢世。一年前我离家时，还好好的。是他否定了父亲坚决反对我当兵的决定，我才顺利地走进军营。想想在家的时候，是爷爷处处呵护着我。想到这些，我痛哭了一场，给几个战友借了50元钱寄回家去。我知道对家来说也许是杯水车薪，但这是我一年的津贴（72元）很大节约数。这是我*一次背上了债务。
爷爷去世不久，父亲又来信说，要把还不满两岁的三弟小涛送人，说实在是养不活。我不理解，回信说：“全国一盘棋，咱家生活困难，别人家还不是一样困难！”信发走以后，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受，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把三弟送人。
在我们车上下放当兵的张政委，大概看出了我的苦恼情绪，就带我到徐州市里去转转，散散心。张政委是洛阳步校某大队政委，下放到我们车上当兵一个月。他身高体阔，饭量也大。当我们走到火车站时，他说肚子有点饿，就到商店买了一包饼干拿在手上。刚出商店，就被一个衣服褴褛、蓬头散发的小女孩抢了去，还边跑便往饼干上吐唾沫。我欲追回，他说：“算了，她夠可怜的了，就让她吃吧！”我说我还是*一次看到这场面，心里酸酸的。他说：“大概是我爱买零食吃，这己不是一次被抢了。临来徐州前，在洛阳火车站也被抢过一次饼干。这是建国十年来沒曾有过的事情。进入1960年春天以来，这种事情已是屡见不鲜的了！”我和张政委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回中兵营房的连队。
度日如年的春天过去了，终于迎来了充满希望的麦收季节。
1960年7月上旬，我正在安徽褚兰坦克训练场集训，准备代表侦察营一连参加全师组织的坦克武器射击比赛。突然有一天，来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说是接我回营去参加接新兵。回到营房我才知道，坦克二师决定成立坦克乘员教导营，我并被调到教导营一连当班长。营址就在高射炮营的住处（该营以调到别处执行任务），与我原来所在的侦察营一路之隔。与工兵营一个大食堂吃饭。
实际参加接兵的还有济南军区第四坦克乘员教导团和驻徐州的第四坦克学校，共有十几个人。除了担任连长的王彦鹏，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因为王彦鹏是坦克教导团的通信教官，我和他有一年的师生关系。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到我的家乡菏泽地区的成武县接兵。这是我1958年12月离开家乡1年半后*一次返乡。心里有很多感慨，不知道家乡变成了什么样子。
二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接兵的征程。
当时菏泽属于济宁军分区，我们坐火车北上到达济宁后，改乘长途客车去了菏泽。在去成武接兵前，军分区的首长作了动员讲话：“……同志们，农村老百姓正在挨饿，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过问地方上的事，千万不要犯错误……”我这是*一次听到领导干部说农民正在挨饿的话，尽管父亲一年半的饥荒告急信证明了首长的讲话是真实的，但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菏泽到成武50多公里，没有汽车，我们只能步行。雇了一辆地排车为我们拉背包行李。拉地排车的人见李营长年龄大（50多岁），几次让他坐上去。李营长都没有坐，坚持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步行。太阳快压树梢的时候，我们进入成武境的定陶公社。这里是原来的定陶古城，一年半前我就是在这里坐上军车离开的家乡。就在我们将要走进定陶西门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在叫我。我定眼一看，是我堂姐的小叔子方聚，他比我小一岁。
我奇怪地问道：“兄弟，你这是到哪里去？”
“放暑假了，大大（父亲）让我到菏泽老家去看看。”方聚说。
“天都快黑了，还有四十多里路，就住下明天再走吧！”我拉着他的手说。
如果不是碰上我，他是一定会连夜赶到40里外的菏泽。要不然他不会出定陶西门继续前进。因为这样可以省下几毛钱的店钱。现在遇到了我这个发小，像我一样，很想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于是他就掉回头，跟着我们接兵的人又进了定陶城，在一家客栈住下。
定陶距离成武县城还有近30公里，方聚所在的家在城南13公里的天宫公社，说明他已经走了43公里路。我想他一定累了，一定会倒头就睡。
吃过晚饭，我怕影响别人休息，经营长、连长批准，我从客栈老板那里要来一张大芦苇席，就和方聚在客栈大门底下睡觉。刚刚躺下，方聚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声泪俱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忙问道：“不好好睡觉，哭什么呀？”
“哥，你不知道老百姓有多惨、多苦，农村干部有多浮夸、多特殊……”
我说：“1958年，他们说亩产几十万斤粮，牛逼吹破了天，我亲眼目睹过。否则，不会有今日之饥荒，怎么不知道？”
他说：“老百姓本来糠菜树皮都吃不饱，但当有上级领导来参观食堂时，他们就大鱼大肉的摆满一大桌，让饥肠挂肚的社员们围桌而坐，但却不许动一下筷子，吃上一口。等到参观、照相的人一走，大鱼大肉就全部收起来，换成四个眼（照人影）的糊涂（稀饭），和两个半斤面要做8个的菜窝窝。你说，老百姓还怎么活……”
他一直说到东方发亮，也没有说完身处饥荒中的老百姓的苦难和搞浮夸、搞特殊的农村干部。
第二天吃过早饭，方聚弟西去他的菏泽，我们接兵的人继续东进成武。但刚出定陶城不久，就又遇上了从菏泽参加体育比赛回来的王洪河，他比我大三岁，今年高中毕业，被保送山东体育学院。他和方聚都是成武一中的学生。当说到目前农村饥荒时，他说：“我们家如果不是父亲在徐州九里山窑厂烧窑，我也上不下来高中。家里的生活也和大多数社员一样挨饿。为了省下一个人的粮食贴补母亲、妹妹，父亲把奶奶接到徐州去了。”
我说：“九里山我知道，春节后我还到那里观看过战斗机飞行表演呢！接兵回去我一定去看大爷（伯）和奶奶！”
他说：“我9月1日到校报到，想走徐州看看父亲和奶奶。然后再从徐州坐火车去济南。不知我们还能不能在徐州见面？”
我说：“接兵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能回到部队，我还不得而知。不过你到徐州后，可以到我的部队去看看。”于是我就把去我们部队的路线告诉了他。他果然比我早到徐州好几天。当我接兵回到部队时，侦察营的战友陈小平告诉我说，他已在上个星期来过了。
他家在城西的九女公社鹿楼，没有和我一块进城，就直接回家去了。
三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成武县兵役局。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饭后，李营长宣布了任务和分工。我被分配到南王店公社人武部，该公社原属定陶县，离成武50多华里。
1960年夏季征兵，是19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的*一次夏季征兵，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做到兵员征集工作的“三满意”，18岁的我，要反复跑到应征对象家里去做他们媳妇的思想工作、做他们父母的思想工作，做应征新兵本人的工作。
有一次下去，中午没能赶回公社人武部，就在生产队吃的饭。这时我才发现，社员从食堂领回的不是白面馒头，而是很小的菜窝窝头。当然我也是吃的这个，而且还付了半斤粮票。吃过饭我就跟着支书来到了生产队的甜瓜地。
我问支书：“大食堂的窝窝头一斤面做几个？”
支书说：“要做8个。”
我又问：“一个人一天能摊几个这样的窝窝头？”
支书说：“是按人口，大人小孩平均6个。”
我说：“刚刚收了麦子个把月，为什么就没粮食吃了呢？难道是麦子歉收了？”
支书说：“主要是任务粮太重，很后剩下的，一个社员平均就只有80斤口粮了。这80斤口粮，至少要吃到9月底10月初秋粮下来。从6月初割麦算，就是三个来月。90天80斤粮食，一个人一天还合不到9两粮食。这还包括着折耗和麸皮在里面，不掺菜就弄不到秋粮下来！”
我说：“成武县所有的生产队都是这样吗？”
支书说：“一个生产队一个样，我们生产队还算不错的，属于上流。很好的生产队有人均合到100斤的，很差的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我想了想说：“是不是估产估的过高了？”
支书说：“也有这个因素。现在虽然不像1958年那会儿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瞎胡吹，但当干部的谁都不愿意落后，只会往多里估，没谁愿意往少里说。”
我说：“这可就害苦了面对黄土背朝天的社员了！”
支书说：“在部队上肯定吃不了这个，今天中午一定没吃饱，就吃个瓜补补吧！”
我说：“吃饱了，不吃了！”
支书说：“年轻人吃饱了再吃一块瓜也没问题。”
我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让我吃！”
支书笑了笑说：“如果地方上也像部队这样纪律严明就好了！”
我刚回到公社，武装部秦部长就对我说：“小陈，公社路西的王家儿子想去当兵，但他奶奶死活不同意，你是不是去做做工作？”
我说：“他本人愿意不愿意去？”
秦部长说：“他本人非常愿意去。”
我说：“那好，我就试试看。”
这个青年叫王显，和我同岁。他有个比他小十多岁弟弟，但他的奶奶还是特别喜欢他。现在全家人吃糠咽菜，奶奶每天都要坚持给王显烧一个补给（放在火里烧的一种圆圈形白面食品）吃。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问王显：“奶奶很听谁的话？”
王显说：“奶奶很听大姑的话。”
我说：“一、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再吃奶奶烧的补给，把补给让给奶奶吃，你吃糠咽菜让奶奶看。并告诉奶奶说，以后你就在家吃糠咽菜了。二、让大姑去做奶奶的工作，并要告诉你大姑，让奶奶吃补给你吃糠咽菜的事。奶奶肯定会同意你去当兵的，这法不行，咱再另想法。先试试看。”
王显的奶奶果然高高兴兴地同意了他去当兵。到部队后，他被分配到坦克乘员教导营二连当了一名驾驶员学兵。有一次他来找我玩，又问我：“班长，你咋知道那样做，奶奶就会同意我去当兵？”
我说：“你奶奶是不愿意看到你在农村吃糠咽菜才同意你当兵的。没有一个老人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挨饿的。再说当兵又全家光荣，奶奶为什么不同意呢。”
就这样没黑没白的在农村走家串户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35名新兵的征集任务。
四
我回到县兵役局交差后，就向王彦鹏连长请了两天假，回家看看。
现在离开家一年零8个月了，我不能空手回家，要给奶奶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们，买点好吃的带上。于是，我兴高采烈地来到县城的大街上。先是进了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店。我在食品柜台前停住脚，货架是空的。只见货架的横梁上贴有一张发黄的破旧的小纸条，上面写着“缺货”二字。只有两瓶锈迹斑斑的罐头，静静地躺在那里。我问服务员，那罐头咋卖。服务员没精打采地说：“早过期了！”
我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地走出百货店。接着又进了一个又一个小卖部。但凡是能吃的东西，一概没有。我这才发现小县城的萧条，和我一年多前离开时的景象大相径庭。
我只好走进兵役局的食堂，对大师傅说明情况。大师傅告诉我说：“商店的食品供应短缺有小一年了。你就装些馒头回家也挺好的，总比空着手好。”于是我用自己的军用挎包装了满满一下子馒头。我给大师傅钱和粮票，大师傅说：“这是特供，不收钱和粮票。你情况特殊，你就快走吧！”
我整了整军容，把手枪挎在身上，背上我装满馒头的挎包，就朝城南的柳楼村走去。这条路我不止一次地走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凄凉。公路两旁茂盛的绿化树不见了，广阔的田野里没有茁壮的禾苗。更没有听到一声鸟鸣，大地死一般的寂静。火辣辣的阳光照射在大地上，让人感到窒息。
这是一条通向河南商丘的省际公路。八里河的拱桥依旧，但20个月前，树上贴的“苦干加巧干，撕破肚皮吃饱饭”的标语，还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已经步行了十华里，既没有遇到一个行人，也没有遇上任何车辆和牛马。这路相似专为我一个人修的，万物都在躲避着我。但我很担心的还是两岁的弟弟送人了没有。
半晌午我就到了柳楼村，想问问家在哪里。但村里看不到一个人影，于是我就到路边上，一个低矮的小破草房里去问。我站在门口，看到用土坯砌成的小货架上，摆放着一些日用品。货架前的小窗下面的麻袋里，装的是食盐和碱面，那发出刺鼻味道的是铁桶里的煤油。我这才发现这是个小卖部。我正想问“有人吗？”从货架后面，突然走出一位头发花白、而苍老干瘦的老太太。怀里还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我说：“老奶奶，请问陈先德家住哪里？”
老妇人没有说话，走到我的跟前，注视着我的脸说：“你是自信吧！”
“您是……”
“我是你娘……”
娘才刚刚四十岁。20个月前，当我穿上军装离开她的时候，她还是满面红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说起话来清脆而富有感染力。她一米六三的身材，丰润而挺拔。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脚踏在地上步步有声。整天浑身有用不完的劲。而眼前的这位母亲，却是骨瘦如柴，头发花白，满脸皱纹，驼背弯腰，少气无力，无精打采，就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哪儿还有我娘的半点影子啊！想到这里，我心如刀绞。一连串的谜团涌上心头：“娘，您咋变成了这个样子？咱咋住在小卖部里？我大大（父亲）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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